《上学记》摘抄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一本口述自传，作者是文靖女士。还有一本叫《上班记》，何先生嘱咐一定要他百年后才可出版。

本来2021年的港中大说出，结果一直都没出，后来就牛津出了。

也就是现在我们在豆瓣上看到的这个套装：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793176/

何先生把自己比作时代的旁观者，也确实是如此，不然以那个学识，就算你在49年前没有挂，也容易在49年挂掉。而何先生的大多同学老师都是在49年之后挂掉的。

而从个人来讲，毕竟对于49年以前的事情我们大多是从各种书籍和影像中获得的。而何先生是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他完整的口述自然跟《南渡北归》这样只讲西南联大的故事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以下标记的内容基本都为本书的摘抄。

比如书中有一段说孙中山的，在我们印象中孙中山是多么崇高的人物，可居然也会：

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而我们又多少人知道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

而何先生又能清楚的看清国营的本质:

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而对于813抗战的感想：

上海一仗打得厉害，全国士气高涨，张治中是当时的司令，几十万军队都投入进去了，打了近三个月。那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料想到的。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这一仗却打得不很明智，应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地方那么小，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它的炮火，那样硬打牺牲太大，不值得的。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士气，“我们也能打”，“也能跟他拚”，在政治上、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

而37年以前我们的整体物价水平可以通过如下这段可知一二，同时整个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大概清楚，相比现在的娱乐时代：

那时候的待遇，一个小学教师大概是三十块钱，如果要是老资格的话，就可以有大概四五十块。一个中学教师，比如我上的师大附中，那是好学校，老资格的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近两百块钱，年轻的教师大概总有一百块钱的样子，那是一般学校比不了的。大学教师拿的更多，我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是留德的，30年代回国在某个化学研究所工作，一个月是三百块大洋，有名的教师，比如冯友兰，一个月可以有五百，可以买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胡适钱更多，因为他名气大，头衔多，兼了很多职位。1936年，何键——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请胡适到我们家乡讲演，一次就送了他五千银洋，等于现在的明星出场一样。

同时何先生或多或少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求表现的比较强烈，他对于大宋现如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虽然我们比大清好像开放了很多，毕竟那时候科举考试之前还要查三代呢。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材？”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何先生因为出生在北京，同时又就读于西南联大，所以他的大量校友都是很牛逼的。有些人可能从那时候就非常“狂妄”了，但确实有这样的资本。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这样的学生呢？

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何先生很少说自己的家庭，因为真的很难去回忆这个，满满的都是痛苦。

三个姐妹都是北大、清华出身，作学生的时候一个是地下党，一个被国民党抓起来关了一年，一个在抗战后去延安，若干年后，一个自杀，一个疯掉，一个漂泊在外、二三十年无音信。对于家里人，何先生很少谈起，偶尔提到也是一问一答不肯多说，只言片语中难以掩饰无可奈何的惋惜。小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们讲：“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所以一生游离于各种政治派系之外，追求着更高远、更奥妙无穷的精神境界。尽管如此，依然在知识分子普遍遭殃的年岁里被“捎”进了牛棚。他们这一辈人，用何先生的话讲，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的一代，从小接受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到了而立之年，思想基本定型了，社会却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自由民主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一概否定，要他们彻底的否定过去、否定自己，从精神到肉体接受双重地改造。运动一波比一波来的凶猛，其间，有人选择背叛自己的良心，有人不能禁受这种精神上的乾坤逆转，选择了死亡，更多的人，用他们的半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幻灭。

同时何先生对现在这个样子也有一些忠告：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

何先生也写了一些棱角分明的先生，比如张奚若，闻一多，王浩这些人明显何先生说了很多。而为什么《上班记》要自己百年后再出版，何先生还是有所顾虑的。所以《上学记》写到1949年就基本结束了。

看完之后一个问题其实一直缭绕着我，何先生其实一直在说的就是学术自由和幸福。学术自由不说了，西南联大取得的成绩大家都能看到。

幸福在整本书里作者一直在反复说幸福的定义：

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

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