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荡的钟摆》读后感

《回荡的钟摆》是经济学家许小年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是在网上下的epub格式看的。

作者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主张去凯恩斯主义，主张国退民进，认为市场是会自动纠正的。批判大宋政府的很多政策。

读了大部分章节后感觉最有用的是《两个中国模式》，以及《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作者既然推崇亚当斯密和哈耶克，那肯定这几年大宋的所作所为是看不上的。

比如计划生育，房价这些问题作者的一些论点现在其实已经体现了。只是以作者不曾想到的情况发生了，生育断崖式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会不会低于800万还是个问号，相比2016年已经是跌一半了。而随着人口的腰斩，很多地方的房价也早就已经腰斩了。

最终房价下来不是因为增加土地供应来的，居然是人口减少来的。作者写的其实就是重庆和长沙模式。结果现在重庆和长沙的房价依然很低。

作者是极力推崇邓小平同志的改革的，因为小平通知的是鼓励民间自己来，不做什么顶层设计，认为靠近一线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只做批准。书中有个评论是“对邓小平有个评价，他认为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

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

而对于现在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作者也写了：

需要强调的是，出现过剩产能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投资需求过旺而带来的产能过度扩张。

作为自由学者，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政府的首要作用就是创造有利于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包括法治在内的保护产权的制度。供给侧根本不需要管理，而且想管也管不了。

工业化为什么可以打破马尔萨斯循环，将人类带入持续增长的阶段？通常的理解是使用机器。这固然不错，但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没有去发明机器呢？为什么古罗马帝国发明了风车、水车，却并未推广以提高经济效率呢？根本的原因是前现代社会缺乏技术创新的制度性激励。现代社会牢固地建立了法治、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和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市场竞争驱使企业家进行研究，开发一代又一代的新技术，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旦创新成功，良好的产权制度保证企业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新技术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为收入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早就指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并非因为那里的蒸汽技术领先，而是因为英国建立了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刺激了长期投资和技术创新。 第二，工业化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将土地、劳动力从各自为政的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生产要素获得自由，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流向效率更高的工业和商业。 第三，市场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社会分工和协作突破领地、庄园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上展开。伟大的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考察了英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土地、人力甚至资本都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广泛和深入的专业化分工即可增加产出。斯密以缝针的制造为例，如果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四道工序，每个工人仅负责其中一道，和四个工人同时从事所有的加工工作相比，生产效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因为复杂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工序，工人易于掌握，长时间的重复操作提高了他们的技能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简单的加工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机器上实现，为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铺平了道路。 第四，工业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以超常的速度向城市集中，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再次回到城镇社会，而城镇化产生的聚集效应就像点燃了飞船的二级火箭，助推经济向更高的收入水平发展（详见本书《城镇化还是城镇神话》）。

可惜从2017年后，大宋政府的手其实抓的越来越紧了，几乎所有原材料领域都是国企当道的。至于好坏大家自己心里清楚就是了。随便对比下这些领域的价格和全球的价格就能知道了。

记得97回归后，香港房价暴涨，很多市民都买不起房，于是港府出了个“八万五”计划，后来香港房价暴跌，然后香港几十万市民就上街游行，抗议房价下跌，最终港府这个计划破产了。后来跟香港同事接触的多了，他们也很无奈，后面感觉他们都躺平了，挣的钱基本就是吃完喝完花完。

为什么中国企业长于制造而拙于创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内心世界的缺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价值虽然在心中却是用客观标准衡量的，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他，而不是主观的和内心的感受。他认为企业的成功有客观标准，是用销售额、公司的市值衡量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就看他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车子。如果他每天想着销售额和市场排名，当然只求做大而不求做强。商学院的学生在一个班里，班长的企业是上百亿、几十亿的销售，几个亿的只能当班委而当不了班长，个人的价值和成功好像都体现在企业的规模上。追求规模的企业喜欢看别人，他做房地产做了几百亿，我也要搞房地产，攀比、跟风模仿怎么可能有创新呢?

说到底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有人说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导致大家都以钱为导向，这个怪改革开放吗？

但是作者很快就给了答案。

钱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感，但这样的幸福感衰减得很快，你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时欣喜若狂，第二个一百万笑笑而已，第三个一百万恐怕就觉得很平常了。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上叫作“边际效用递减”，凡可用物质满足的需求几乎都服从效用递减的规律，而内心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可能是效用递增的。

就跟王老板说自己定个小目标，但是这个小目标其实可以是几万人加一起的小目标了。从中央来看当然是更支持后者，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可能是对立的。比如还是房价：

中央政府以安居乐业作为小康生活的标志，居者有其屋，房价应该是工薪阶层可以承担的；而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卖地收入和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房价当然越高越好。